暑夏，重庆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区域中心站内，2岁的君宝双手抱住法官们带来的玩具车，开心得蹦蹦跳跳。

　　旁人难以想象，这个幼小的男孩，在一年前失去了妈妈。

　　杀害君宝母亲李某的，是邻居王某。王某因为琐事与李某起争执，产生了报复的想法。2024年1月的一天，王某在距离家门口不远的坡道上，持刀杀害了李某。

　　案件经审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王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君宝一家的人生，就像停滞在了2024年冬天。

　　命案揭开隐秘的角落

　　重庆一中院刑一庭法官张良还有一年半就退休了。他是王某案的主审法官。

　　张良记得，一开始被害人家属态度十分坚决：“不要赔偿，就要死刑。”

　　张良介绍，李某、王某从小一起长大，一直居住在城边的老小区，两家关系很好。在案发当天，王母还匆忙找到李母，说王某嚷嚷着要杀李某，叫她提醒李某小心些。

　　可悲剧还是发生了。命案发生后，王某主动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作案刀具，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自首情节，并在审理期间当庭认罪悔罪。法院根据案件情况，依法判处王某死缓。

　　“但在很多老百姓朴素的正义观里，觉得就该‘以命偿命’，有时并不过多关注个案的具体情况。”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邹小莉说道。

　　“刑事法官掌握生杀大权，需要更加依法审慎。”邹小莉提及，在政法大学上学时，刑法的谦抑原则就深入骨髓。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邹小莉在2008年底曾借调至最高法刑五庭工作，对慎用死刑的理念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实践中，会有被害方对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心生不满，情感上不能接受，不断信访，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复仇，导致案生案、命案又生命案悲剧的发生。”邹小莉回想起发生过的社会新闻，感慨不已。

　　另一方面，在现行法律下，对被告人人权、诉权保障机制相对充分，但实践中对被害方权益保障与关注还有不足。

　　邹小莉提及，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实际赔偿执行难、司法救助标准低、心理创伤救助缺位等问题。

　　被害方权益保障成效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感受，还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探索和建立机制来保护被害方权益，既是党的群众立场的生动体现，也是做实定分止争的具体举措。

　　邹小莉决心通过推动机制建设来破解这一困局。

　　2023年12月，时任重庆一中院刑一庭庭长的邹小莉带同事们到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沟通工作，主动提出建立被害方权益保护机制的想法。

　　2024年2月5日，重庆一中院、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重庆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过研究，出台了《探索延展法律援助范围切实保障“命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会议纪要》。2024年4月1日，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保障“命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的意见（试行）》。

　　机制的推动者之一重庆一中院刑一庭副庭长陈娥介绍，机制聚焦平等被害方与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通过附民调解、司法救助、心理治疗等修复被害方物质、精神损失，联合其他力量化解矛盾，防止案件次生风险。

　　王某案进入法院后，成为启用被害方权益保护机制的首例案件。

　　庭审期间，张良建议被害人家属旁听庭审，并充分做好释法析理与判后答疑，从法理情理的角度向被害人家属解释判决依据。同时，法检在案件审理各个阶段，积极采取各种救助措施，注重保障被害人家属权益。

　　“随着时间推移，老两口逐渐建立了对我们的信任，最终也接受了判决结果。”张良说道。

　　不幸的人离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

　　邹小莉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机制发挥作用，真正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司法的关怀，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救助点亮生活的微光

　　“命案被害方处于弱势地位，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对被侵害权益的法定修复功能有限。”邹小莉说，命案被害方能够得到法律主张的赔偿金与被害人亲属的预期金额较为悬殊。

　　如果案件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被害方则要面临“人财两空”的困境。

　　在此情况下，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为被害方争取到补偿？如何以司法的方式对被害方给予更多关心？

　　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二部主任吴闻闻介绍，在王某案中，根据机制中“告知清单”指引，及时告知被害人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申请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等权利。检察机关在批捕后主动协助被害人家属收集材料，快速申请并落实了1.9万元的司法救助金。

　　但君宝尚年幼，外公外婆是退休工人，孩子的养育需要购买尿布、奶粉等物品，开销很大，这笔“救命钱”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

　　张良在案件审理中想尽各种办法能为他们争取一些经济补偿。他多次组织双方调解，询问被告人有没有没收回来的欠款或者其他资产，想尽办法为被害人家属争取到最大的权益，通过经济赔偿来减轻他们后续生活的重压。

　　在张良的努力下，最终促成被告人母亲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筹到6万元赔付给了被害方，让这个家庭得以喘息。

　　李母一直很担心一件事，外孙还这么小，老两口还能陪孩子多久呢？

　　一审宣判后，王某没有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依法将案件报送重庆高院复核。

　　“现在我们的退休工资还勉强够用，我们走了以后呢？”邹小莉和重庆高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毛明娜在走访被害人亲属时，李母向她们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交谈中，邹小莉和毛明娜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另一重不幸：君宝是李某未婚生下的孩子，君宝的生父从未管过孩子，并且三次因为贩毒被抓进监狱，出狱后也是社会闲散人员，依靠低保生活，完全没有抚养能力。

　　“这爸爸有还不如没有，不能把幺儿交给他抚养。”李母找到社区，了解到国家有孤儿保障政策，可以为君宝多争取一些保障金。但君宝的父亲仍然在世，孩子不符合申请孤儿保障的条件。

　　李母再次将求助的眼神投向了法官们。

　　看着李母花白的头发和忧虑的神情，邹小莉尝试将被害方权益保护机制进一步延伸。毛明娜向社区了解情况，邹小莉打电话给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分管少审工作的审委会专职委员杨飞雪。在杨飞雪的协调下，又与沙坪坝区民政局取得联系。

　　“据了解，民政局对是否属于困境儿童，以及是否符合救助标准进行评估。”杨飞雪告诉记者，“目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存在监护困境的儿童这三种情况可以获得救助。”

　　在获悉民政部门保障政策，以及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之后，毛明娜发现，如果孩子父亲有犯罪前科、无抚养能力也未尽过抚养义务，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资格，则孩子可能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认定条件，可以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生活补助标准与孤儿补助标准相近。

　　时间来到2025年新年，事情终于迎来转机。

　　2025年春节后，李父李母经过慎重考虑，向沙坪坝区法院起诉要求剥夺君宝父亲的监护权，并在法律援助律师帮助下拟写了起诉状。

　　2月底，案件宣判，君宝父亲被剥夺监护权，监护权人变更为李母。李母拿着判决书向社区申请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君宝每月可领取的补助金由750元提高为1651元，这份保障可以陪伴他至成年。

　　在法院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君宝一家的生活逐渐回到正轨。

　　用爱抚平未愈的创伤

　　案件审结了，张良对这一家老小始终放心不下，和检察官一起回访他们。

　　回访中张良发现，君宝一家人的情绪仍沉浸在失去至亲的伤痛中。小孩子不愿意和人接触，不能和外婆分开，没办法送去上幼儿园。

　　“外婆也有点混乱，一会给孩子说妈妈被杀害了，一会又说妈妈出远门了。大人哭，孩子也哭。”张良很担心这样的状态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便和检察院一起联系专业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让专业的心理咨询介入。

　　检察机关联系了心理咨询机构，君宝开始接受重庆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区域中心站（沙坪坝）的心理咨询救助。

　　重庆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区域中心站（沙坪坝）是共青团主办、面向青少年提供成长咨询和权益服务的公共机构。中心站负责人刘君告诉记者，他们与法检建立了合作渠道，尤其关注涉案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刘君对君宝一家印象很深：“孩子太小，前期在家庭心理咨询中，对孩子主要以玩沙盘的方式进行观察和应激情绪处理，对老两口用沟通的方式，通过专业的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哀伤处理以及注入希望。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也会用线上的方式做好日常关怀。”

　　在半年多的心理咨询救助下，老两口逐渐走出阴霾，君宝也不再怯生生了，性格变得开朗起来。

　　6月13日，刚给李父李母做完咨询的心理咨询师李霄洋拉着君宝的手走到会客室。李霄洋看着君宝的眼神既有欣慰，也有担心。

　　“现在孩子还太小，对死亡没有概念，但这些创伤和对心理的影响会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爆发出来。”李霄洋告诉记者，等君宝上小学后，会持续进行专业的咨询干预。“希望他在人生成长的不同阶段遇到困惑时，都能有一个他信任的人听他说说，这样他的人生路可以走得顺畅一些。”

　　“还有没有我能帮助到你们的地方？”每次回访，张良都会反复问道。

　　在后来的时间里，法检又主动联系教育部门及辖区学校，说明君宝家庭特殊困境，协调就近入学事宜，成功为君宝解决了上学问题。

　　在一次次的接触中，李母一家终于卸下心防。再次看到法官，李母忍不住激动地抹了抹泪，说：“谢谢你们为我们做的一切。日子还要继续，我们会向前看。”

　　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北区金山街道民心佳园一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马琴表示，法院和检察院启动被害方权益保护机制，及时为被害人亲属申请了司法救助金和补助金，避免“因案致贫”“雪上加霜”的悲剧；委托专业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心理干预，这对懵懂的幼儿和年迈老人的长期心理康复至关重要，展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温度。

　　“重庆法院在命案被害方权益保障领域的探索，体现了司法理念从‘惩罚犯罪本位’向‘修复社会关系本位’的转型。”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梅传强接受采访时指出，法院通过系统性设计，构建了覆盖刑事司法全流程的被害人权益保护网络，不仅契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立法精神，更通过制度创新弥合了传统司法实践中“重定罪量刑、轻权益救济”的结构性缺陷。

　　每一起命案背后都藏着破碎家庭的伤痛，重庆法院推动被害方权益保护机制，期望让命案被害方得到更有效、更及时的关心和救助。

　　盛夏午后，君宝一家人离开的身影渐渐远去。君宝跟在外公外婆身后，蹦蹦跳跳地走着。

　　老两口的步履虽缓慢，但因年幼的孩子，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